<![CDATA[才让东智]]>

天祝藏族自治县

天祝藏族自治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甘肃省武威市下属的一个自治县。东经102°07′-103°46′，北纬36°31′-37°55′。与之接壤的县市有：南边永登县，东边景泰县，北边武威市和古浪县，西北边肃南县，西边青海省门源县、互助县、乐都县。面积6865平方公里，2004年人口21万。邮政编码 733200，县政府驻华藏寺镇。

天祝地势西部高峻，而东南逐渐变低。属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汇地带。海拔2040－4874米之间。境内4000米以上的大山有马牙雪山、雷公山、牛头山、歪巴郎山、代乾山、干沙峨博、磨脐山、响水顶、卡洼掌等。全县以代乾山及乌鞘岭、毛毛山为界，岭南主要有大通河、金强川河、石门河等为黄河水系；岭北主要有毛藏河、哈溪河、南岔河、响水河、西大滩河等为石羊河水系。属寒冷高原性气候。日照时数年均2500－2700小时之间，年均气温-8－4摄氏度之间，相对无霜期90－145天，年均降雨量265－632毫米之间。

目前下辖：安远镇、哈溪镇、华藏寺镇、打柴沟镇、炭山岭镇、赛什斯镇、石门镇和松山镇；天堂乡、朵什乡、大红沟乡、东大滩乡、西大滩乡、赛拉隆乡、毛藏乡、东坪乡、祁连乡、旦马乡和抓喜秀龙乡。

一、基本情况

天祝藏族自治县位于甘肃省武威市东南部，祁连山东端，东靠景泰县，南接永登县，北邻凉州区、古浪县，西北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接壤，西与青海省门源、互助、乐都县毗邻。境内兰新铁路、312国道纵贯南北。山脉与交通线交汇的乌鞘岭是地扼东西的通道，势控河西的咽喉，地势险要，素有“河西走廊门户”之称。全县辖域面积7149平方公里，居住着藏、土、汉等16个民族，共22.14万人。境内群山环抱，峰峦叠嶂，有郁郁葱葱的苍茫林海，终年积雪的雪山大川和碧草如茵的广阔草原及大小10多条河流。海拔最高4874米，最低2050米，属大陆性高原气候，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素有“高原金盆”之称。

二、行政区划历史沿革

“天祝”，以境内天堂寺（天堂乡驻地）和祝贡寺（东大滩乡境内）取首字得名，是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的全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天祝历史悠久，在县城西南部的东坪乡罗家湾、小沟等地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马场文化遗址。表明4000年前已有人类在此生息。伴随社会的发展，天祝行政区划历经变更。1936将永登县所属藏区改为天祝乡，1938年天祝乡又改为永登县第四区，1940年恢复为天祝乡，1949年解放后为永登县天祝区，1950年5月6日成立天祝自治区（县级），1953年改为天祝藏族自治区（县级），1955年7月19日，经国务院批准，天祝藏族自治区改为天祝藏族自治县，属张掖专区，1961年，撤张掖专区后属武威专区，现属武威市所辖。

天祝藏族在历史上实行部落制度，藏语称“措哇”。1936年成立天祝乡时共有三十六族十四寺院，1951年7月24日古浪县的安远驿行政村划归天祝自治区，9月22日区政府由南冲寺迁至安远驿。1952年全区下设6区30乡。1953年10月撤销四区的四乡、五乡，成立6个乡，当时全县共有6区34乡。1956年先后将永登县的岔口驿乡、赛什斯藏族乡、古城乡，武威县的铧尖乡、南山乡，永昌县的泱翔乡划归天祝县，全县为6区40乡。1957年将6个区更名为永安、华隆、夏玛、哈溪、祁连、莫科，撤销安远乡，成立安远镇，全县为6区39乡1镇。1958年8月5日，全县撤销区、乡（镇）成立7个人民公社和20个牧场，同年12月20日，古浪县并入天祝藏族自治县，辖17个人民公社。1959年2月25日，祁连公社划给肃南县，8月1日除铧尖、泱翔大队外，祁连公社划归天祝县，至此全县共11个公社。1962年元月，恢复天祝、古浪两县建制，全县改为7区48公社。1966年撤销7个区公委，全县设30个人民公社1镇10个牧场。1968年为14个公社1镇10个牧场。1971年祁连、旦马公社和旦马牧场划给武威县，1982年又划归天祝，1983年全县撤销公社，恢复区、乡建制，全县设7区45乡1镇，1984年3月23日，经国务院批准，将天祝藏族自治县驻地迁至华藏寺镇。1985年10月，撤区并乡为5镇17乡。2001年石门、钱宝、赛什斯乡撤乡设镇。2004年进行乡政行政区划调整，撤销柏林乡、朱岔乡、钱宝乡，全县为8镇11乡，即华藏寺、打柴沟、安远、石门、炭山岭、赛什斯、松山、哈溪等8个镇，东坪、赛拉隆、天堂、大红沟、毛藏、祁连、旦马、朵什、西大滩、抓喜秀龙、东大滩等11个乡。

三、自然资源分布

天祝地处青藏、黄土、内蒙古三大高原的交汇地带，境内矿藏、森林、草原、水利资源十分丰富。兰新铁路、312国道、西兰乌通讯光缆横穿县境；人流、物流、信息流，十分畅通便捷，具有丰富的资源优势和独特的区位优势。天祝地域辽阔，矿藏丰富，矿种和矿化点多，已发现的矿床、矿点、矿化点134处，查明的矿种22种。其中煤炭储量2.5亿吨，石膏2亿吨、石英石和石灰石达到4亿吨以上，还有金、银、铜、铁、锰、稀土、白云岩等金属、非金属资源布点较多，储量可观。物产资源富饶，农畜土特产品丰富，有农作物品种400多种，林木品种100多种，家禽家畜品种20多种，还有世界珍稀畜种“天祝白牦牛”，驰名中外的“岔口驿马”和毛皮肉兼优而享有盛誉的甘肃高山细毛羊，有国家保护的一、二类野生动物40多种，名贵中药材100多种，山珍名贵野菜20多种。境内水源充足，有金强河、哈溪河、毛藏河等10多条内外流河，年径流量8亿立方米，为工农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水利资源；林木资源种类繁多，有天然水源涵养林280万亩，活立木蓄量3.72万立方米，植被覆盖率达80.7%，森林覆盖率为27.4%；境内文化古迹和景点多，有始建于唐宪宗年间闻名遐迩的古刹天堂寺，风景险峻秀丽的“天祝三峡”，宏伟壮观的“引大入秦”工程。天祝县自1996年开始启动旅游产业已来，现已开辟以“天祝三峡”、石门沟、马牙雪山、抓喜秀龙草原、祁连布尔智为代表的多处旅游专线，开发景点20多处。

四、社会事业和经济发展状况

自治县成立5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省、市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经过历届县委、县政府和全县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天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和提高，全县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特别是通过引进招商引资项目，有力地拉动了天祝县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天祝县注重政策扶持，在产业导向、投资方式、税收、土地、服务承诺、落户及引荐人奖励等各方面制定了积极的优惠政策。在产业导向方面，重点鼓励特色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各种资源、特色产业、房地产、环境治理和再生资源的开发；在投资方式上，中外投资者可依法采取合资、合作、独资等多种投资方式；在税收方面，制定了优惠的税收政策，尤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国家产业政策扶持发展的大型基建项目，县外投资开办矿山的独立企业、县外投资者来天祝县开发或“四荒”种草种树、外商投资建设的专业市场、引商投资兴办或联办的公益性项目、外商投资建设的房地产项目等都予以重点扶持；在土地使用方面，凡来我县兴办企业的国内外投资者，均可以按出让、租赁和划拨方式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在服务承诺方面，天祝县规定所有行政事业性收费，按国家和省规定的最低标准收取，对投资者采取简化行政审批手续的“一站式”服务办法，招商局及相关部门派专职人员入住企业，协助领办、代办有关手续。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天祝县还制定优惠的落户政策和人事制度，规定凡到天祝投资兴办实业的人员，户口是否迁移可自愿选择，并对引荐引进资金或贷款在我县形成固定资产的单位或个人给予一定的经济奖励。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天祝县充分发挥区位资源和政策优势，完成了一个个招商引资项目。

天祝县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中还注重突出产业优势，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提出了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提升经济综合实力和素质，加快构建具有竞争优势的特色经济体系，确定了今后五年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即以“十大工程”建设为总纲，突出实施科教兴县、基础优先、开放带动三大战略，着力打造中国民族自治第一县、世界白牦牛唯一产地、西北生态旅游避暑胜地、雪域高原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四大品牌，集中力量发展白牦牛、旅游、特种养殖、特色种植、藏酒藏药五大特色产业。

    [内容提要] 文章对天祝藏族自治县藏族使用姓氏的现象、原因及其来源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认为天祝藏族使用姓氏是历史的产物，是藏汉民族相互交往、文化融合的见证及结果，也是部落制度的产物。
    [关键词] 天祝，藏族，姓氏，部落。

     天祝藏族自治县[1]地处河西走廊东端，属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汇地带，东靠景泰县，南接永登县，西连互助县，北邻古浪县；总面积7000多平方公里，海拔在2040—4847米之间，属甘肃省武威市所辖；人口23万多，有藏、汉、土、蒙古、回、东乡等16个民族。“天祝”一名是取“天堂寺”和“祝贡寺”的首字组成，因为这两座寺院当时是该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寺院。历史以来，在藏语中称“天祝”为“华锐”（即英雄的部落），天祝藏族自称是“华锐嘎布”（即白色的英雄部落）。根据生活地域、交际语言、生活习俗等，它属于安多藏区。“华锐”在广义上是指包括今甘肃的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及邻近地带和青海湟水以北的大通回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门源县等邻近地带在内的藏族生活区域；在狭义上仅指现在的天祝藏族自治县。生活在天祝藏族自治县的藏族和青海门源县、甘肃省甘南州迭部县、舟曲县等部分地区的藏族一样，大都在使用汉族姓氏。
     古代藏族人就有表示自己血缘关系的姓氏。在《安多政教史》等文献资料中记载，原始的藏人居住在今西藏雅鲁藏布江南岸泽当一带的雅隆地区，后分成赛、穆、党、东四个氏族，后又逐渐加上札和珠，总共形成了六个氏族。[2]这就是藏族本民族早期的原始姓氏，统称古代藏族的“六大姓氏”。大部分藏族人承认这种说法，不少学者也认可。除此六种姓氏之外，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一部分藏族也用其他姓氏，其中天祝藏族自治县100%的藏族人都在使用不同的姓氏。通过调查，我们将天祝藏族使用的姓氏分为两种；一种是沿用了藏族先民的姓氏，如“东”、“党”、“札”等，这些都不外乎古代藏族的“六大姓氏”；另外一种是直接取汉字为姓，如“李”、“杨”、“张”、“赵”等，这些都是在文化交流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关于“姓氏”似乎只是简单地用来区别某家族的符号，而在天祝却反映着历史的变迁等种种问题，如“札”氏的来源在《安多政教史》中这样记载；“在藏族先民的氏族部落到达安多地区时，主要有札、珠和党三氏族的部分人迁入了华锐地区，‘札’氏部落迁入互助后繁衍发展到了天祝”。[3]笔者生在天祝，长在天祝，对天祝藏族的姓氏产生过不少疑问，本文在查阅相关资料和调查访问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展开简单的分析，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不吝指教。

一、研究天祝藏族姓氏的现实意义

     天祝藏族的姓氏，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在一定的物质条件和历史时期内形成的，并未因社会的发展而消失，也不因舆论的攻击而取消。在该地区藏族的心目中姓氏已经是不可缺少的东西。当前，藏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便是藏族历史的研究，因为现实都是历史的延续，历史赋予人类的是一种财富和精神。天祝是历史的产物，天祝藏族是历史的产物，天祝藏族的姓氏也是历史的产物。研究天祝的历史文化不可遗漏的是天祝藏族的姓氏问题，因为他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一）弥补天祝藏族专题研究中的空缺
     研究某一地区的文化现象，不能只看到他的面，而要看到他的点，要从一些细微的地方入手。就一些问世的资料看，不少学者提到了天祝藏族姓氏的问题，不但没有详细的探讨，只是认为是一种与汉姓一样的文化现象而不必深究，这样，一个很引人注目的学术问题就从他们的著述论说中悄然溜走，是非常遗憾的事。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天祝藏族使用姓氏是个特殊的现象，而不是藏族中普遍存在的，它是该地区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今在研究天祝藏族历史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这一现象可以认识到该地域藏族发展的过程和与其他民族交往的痕迹，是该地域民族发展史和民族关系史的见证。研究这一问题，在天祝藏族专题研究中能起到查漏补缺的作用。
（二）认清天祝藏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
     天祝藏区有汉族、蒙古族、土族、回族等多个民族杂居生活，总体上来讲这些民族共同开发了这块土地。从天祝藏族的姓氏中可明显地看出，沿用了其他民族的姓氏，是在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并非随意。天祝藏族用汉姓，天祝汉族吃糌粑[4]，这都是历史和民族文化交往产生的结果。汉族的迁入带来了农耕文化和农业技术等，回族的迁入推动了经贸文化的发展，这些民族的迁入为天祝地区的统一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到明清时期，天祝地区成为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形成了多民族多元文化圈，但在这个文化圈内各民族都保持了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交流，相互影响。
（三）认识天祝藏区的部落制度
     就天祝藏族的姓氏来历，我们利用一种逆向推理的方法，就可认清天祝藏区原有的不少部落。史书中把天祝地区的基层组织称为“族”，藏语谓之为“措哇”（即部落的意思，下同）。至民国二十九年，在天祝推行保甲制度，但措哇制度并未解体。[5]天祝自治区成立时直接管辖三十六个措哇，随之也有“三十六族，十四寺院”的说法。这三十六个措哇分别为东山八族即撒尔、佘夷、阿谢、阿盖、阿罗、加丁、且保、马且等族，红蕃五族即扎提、阿罗、夹登、朵维、尕马等族，安远六族即欧措、加东、旦马、贝扎、朵什、阿罗等族，哈溪五族即尕马、常冒、那述、扎提、茶岗等族，石门四族即加丁、马加、加东、朵仓等族，南山四族即旦马、沙马、录述、赫尔托巴等族，前山莫科族，后山莫科族，西坪山东本族，华藏族。解放以后，在部落的基础上，建立了乡人民政权，根据措哇共设立了十个乡。[6]从这些部落划分到区乡成立中我们可以看出，天祝的部落制度一直在延伸，其实从现在的家族姓氏看，是部落的更小单位，每个家族还仍然可以说是一个很小的部落。
（四）纠正“藏族人无姓”之错误认识　
     在与别人交往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对藏族人了解不够的其他民族认为“藏族人无姓”，这是一种片面化的认识。不少藏族人也由于不懂自己民族历史，对本民族历史文化学习不够，认识不深，臆断“藏族人无姓”。持上述两种观点的人都认为藏族人应该无姓，有姓的便不是藏族人。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合乎实际、缺乏真实性的。历史证明，藏族人有姓氏，如《雍仲苯教目录》、《王统世袭明鉴》等史书中都记载着藏族最初是由“神猴”和“岩魔女”结合繁衍出人类，当时居住在今雅鲁藏布江南岸泽当一带，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六大氏族，即赛、穆、党、东、札、珠，各大氏族中又分化出若干小氏族和家族，各有自己的姓氏。其实，藏族人取汉姓是历史及生活环境的产物，也是社会发展、民族融合这一大趋势的产物。因此，仅以有姓无姓不能断定民族属性，主要应从其生活习俗、语言文化等方面来作出判断。
二、天祝藏族使用汉姓的原因
     通常我们就以姓氏来区别同名的人，姓氏在汉文化中尤其重视，汉族人家基本要编写家谱，而在编写家谱的过程中姓氏就是一条主线，汉族人以姓为耀，汉语有句俗话 “五百年前是一家”，就是说同姓的两个汉族人为了更亲近地沟通而说曾经是一家人，这是一种交际需要，更是一种宗族观念、家族意识。而古代藏族人则不然，藏族人并不注重家族，家族观念很淡薄，通常说的“我们都是一家人”，其中家族观念几乎不存在，而揭示的是一种宗族观念。天祝藏族跟大部分地方的藏族相同，使用的文字一样，饮食习俗一样，宗教信仰一样，语言基本一样，不同的是名字前面冠有一个汉姓，正是这点和部分地方的藏族产生了区别。天祝藏族为什么有姓氏，为何要使用姓氏，其原因在于：
（一）人际交往的需要文化融合的产物
     天祝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演革，造就了各民族的广泛交流。很早以前，天祝就有人类在活动，直到后来的羌人、鲜卑人、吐谷浑人、汉族、土族、回族、蒙古族、藏族的相继进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尤其受到汉文化影响较为深厚。天祝地处河西走廊东端，是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的交汇地带，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大都是汉族，而少数民族的人口较少，在商品交易、人际交往中必然受到主流文化即汉文化的影响。其实，受到一种外来文化的影响时可接受也可拒绝，但历史以来天祝藏族接受外来文化的意识很强，在与其他民族的交流过程中对外民族文化中的精华部分绝对不持排外思想。正因为如此，天祝地区历来文化发达、学者辈出，在整个藏区享有很高的声誉，如章嘉"若贝多吉、华锐"饶布萨、土观"洛桑曲吉尼玛等，他们都是接受了本民族的文化教育，又吸收了其他民族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从而功成名就、流芳百世。多少年前天祝藏族就有“弘扬民族文化，接受外来文化精髓”的积极思想，这种实例当今也不乏其有，就知名佛学家、藏学家、教育家多识先生[7]而言，他精湛的藏文写作水平和流畅的汉文运用技能，不仅能在藏区，而且在国内甚至在国际学术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都是因为接受了不同方式的多元文化教育。这样，在和其他民族交往过程中，为方便交际，区别同名的人，姓氏就在天祝藏族中应用而生。
（二）藏族家庭的家族意识逐步增强　
     天祝藏区人口众多，多民族杂居。在历史变迁中，随着该地区人口的迅速增长，久而久之，地少人多就引起了地方与地方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纠纷，在这种多为草原和田地的纠纷当中最激烈的当属家族与家族之间的争斗，纠纷一旦发生，同一家族的人就会为自己的家族不遗余力地争斗，于是，该地藏族人就对家族产生了荣誉感、欺辱感和责任感。所以，老人在勉励后人时常说“要为家族争光”。在“文革”以前，天祝的家族势力非常强大，各地都有代表性的家族，如哈溪一带有势力强大的孔氏家族，大红沟一带有势力超群的杨、罗氏家族[8]，毛藏一带有托氏家族，西大滩一带有威振天祝的李氏家族和关氏家族，松山一带有赫赫有名的张氏家族等，其中将杨、李、张、关四家称为天祝“四大家族”，直到“文革”结束后，家族势力才逐渐削弱。天祝藏族人的心目中，家族不可欺、家法不可犯的思想很严重，家族地位已在天祝藏族人的心目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天祝藏族人逐渐意识到家族的重要性，还有禁止近亲结婚等一系列地方习俗，都促使天祝藏族产生了明显的家族意识，加之受汉文化的影响，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为了区别家族，就使用一种可行的方法，最直接的便是取用区别家族的代号，在潜移默化当中形成了姓氏。

三、天祝藏族姓氏的来源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任何事物都有源起，任何现象都有缘起。有关天祝藏族来源的说法，在《华锐藏族史略》中说“吐蕃是形成华热的主体”。[9]清时华锐著名大学者松巴"益喜华觉所著的《青海史》中也认为，吐蕃进入青海最早是到了甘青地区的华锐。[10]类似的研究成果都表明，天祝藏族人的渊源就是吐蕃。天祝藏族的姓氏来源大体上可分两类，一类是沿用了古代藏族的姓氏；一类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历史条件、特定的历史时期内逐渐形成的，这就是吐蕃人在天祝繁衍生息，在跟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和融合过程中，引进了其他民族文化中可取的东西，尤其是取汉文化中的文字作为姓氏。以下从七个方面谈谈天祝藏族姓氏的来源：
（一）统治阶级赐姓　
     统治阶级赐姓，在其他民族当中就有记载。三国时，诸葛亮平哀牢夷后赐当地的少数民族为“赵”、“杨”、“李”姓。[11]《元代泰不华族源初探》中记载；“元初，成吉思汗西征时，波斯人母把拉沙随父塔不台入华居台州，拜南宋遗民周仁荣为师，刻苦攻读汉语文，于延佑七年，在乡试中考取榜首，次年延试词进士及第，授集贤院修撰，拜江南性台监察御史。文宗建奎章阁,擢为典签,拜中台监察御史,帝赐蒙古姓名达不华，后裔遂以‘达’为姓”。[12]据《甘肃少数民族》等有关史料记载，明初，甘肃的藏族分属洮州、岷州、河州、庄浪（当时天祝属庄浪所辖）、西宁等卫管辖，卫以下设千户所和百户所，许多番族首领因献地投城而获得明廷的封号，有的还赐了汉姓。[13]这说明包括天祝藏区在内的甘肃藏族得到统治阶级赐姓是从明朝就有的。自吐蕃进入天祝以来，藏传佛教也随之进入天祝，新传入的佛教和根深蒂固的苯教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终佛教占据了上风，从而在天祝信奉藏传佛教的人屡屡上升，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明显得到实施。当时很大一部分政教头领就是藏族人，他们效忠统治阶级，受封赐姓，如：赐“李”、“王”等姓。这种赐姓也是有根据的，“李”姓是按照唐朝皇帝李世明的姓氏所取，“王”姓是按“部落头领”的意思所取。[14]类似赐姓的现象不是很多，据说当时某个家族的各方面势力都相当，且得到统治阶级的关注和重用，才会被赐姓，这一现象跟某种奖励一样，其实是得到了统治阶级的赏赐。
（二）部落名称转化为姓氏　
     部落是历史上天祝藏族社会的一种结构形式，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部落与部落之间，尤其是各部落与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逐步加快，姓氏必然在其中起到一定的作用，有些部落名就逐渐转化成了姓氏名。如华藏部落的转化为华氏或藏氏，当时主要人口分布在今华藏寺镇附近；阿罗部落的转化为阿氏或罗氏，当时主要人口分布在今达隆、东大滩、毛藏一带；瓦撒部落的转化为瓦氏或牛氏，当时主要人口分布在今炭山岭附近；朵什部落的转化为朵氏，当时主要人口分布今在朵什一带；郝尔托巴部落的转化为托氏，当时主要人口分布今在毛藏一带；扎提部落的转化为杨氏，因当时该氏族的人口主要分布在今大红沟一带，又因为该地红沟寺活佛是杨堪布，故扎提部落的人都姓杨；马加部落的转化为马氏或麻氏，当时主要人口分布在今石门一带；贝扎部落的转化为白氏，当时人口主要分布在今安远一带等等。这种部落名转化为姓氏名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汉文化影响的结果。
（三）部落名称译变为姓氏　
     天祝部落名称都有相应的汉意，后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间的交往日益加深，别的民族总是有意刁难藏族不用姓氏的习惯，藏族人就把有的部落名用汉语译过来取其中的一个字或同音字作某个家族的姓氏。如嘉让部落的“嘉让”表示天色即亮，也就是黎明之意，因此这一部落人的姓氏由“天”译变为“田”，或取“黎”为姓；天祝的秦氏家族是莫科部落的人，“莫”为“青色”的意思，故译变为“秦”；还有那述部落的“那”为“森林”之意，故取“林”为姓氏等等。这都是为方便交际而取的姓。天祝藏族人在和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中，总是希望交往得越深越好，为了解除别人对藏族无姓的有意刁难，就取了姓氏。
(四) 以名字首字作姓氏　
     正是因为汉藏文化的不同，在和汉族等其他民族的文化发生接触，进行交流，使藏文化自身带上了其他文化的异彩。天祝藏族人因无姓引起其他民族的不解，并且经常遭到耻笑和蔑视，为化解这种误解或矛盾，天祝藏族人中就出现了以名字首字做姓的先例，如才昂姓“才”，索南姓“索”，东智姓“东”、华丹姓“华”等。这些姓氏在后代中得到了延续，就成了该家族的姓氏。这样的姓氏来源大部分是别人加的，而不是藏族人自己取的，他们通常称呼别人时总是带上姓，如称呼某姓“王”的为“王先生”、“王女士”等，在交往中把这种称呼方式加到藏族人身上，便称呼“华丹”为“华先生”，称呼“才昂拉毛”为“才女士”，久而久之，便认为“才”、“华”、“东”之类的就是藏族人的姓氏，藏族人也就默认并逐步开始使用。
(五)与汉族通婚子女随父姓　
     鉴于天祝藏区很早以前就是多民族聚集地区，各民族之间都发生着交流和融合，各民族文化都发生着不同程度的渗透。该地区藏族人很早以前就和汉等其他民族有了通婚的习惯，随之他们的后代也就开始使用姓氏。假如一个藏族人家招了汉族人为婿，根据当地子女随父姓的一些习惯，所生之子女必然要延用父姓，这样所生子女在民族属性上认为是藏族，因为至少继承了母亲的部分血统，并且生活习惯、生产习俗等方面都和藏族相同，但已经在名字前贯上了用以区别家族的父亲的姓氏。这种姓氏在社会发展中得到了延续，也就成了某个家族的姓氏。这样的姓氏沿用不仅仅是继承了天祝藏族“子女随父姓”的习惯，更能体现当地的一种传统观念，就是传宗接代，招婿是为了继承家业，延续家族，“子女随父姓”为的也是家族的发展和壮大。
(六) 以自然物取姓　
     早期的天祝藏族信奉苯教，所以“万物有灵”的思想在天祝藏族中很普遍，这不但是原始人类的世界观，也是原始宗教产生的思想和哲学基础。崇尚自然物当是“万物有灵”观念的另一种体现。所崇拜的对象包括天、地、日、月、星辰、雷电、冰雹、山川，甚至还有土、石、草、木、禽兽等万物在内，是故，研究者称苯教是一种“万物有灵”的宗教。[15]正因为如此，天祝藏族某些人家的姓氏是由自然物来取的，这虽是一种延续下来的传说，但也不无道理。传说，从前该地区藏族没有姓氏，别人就故意责难，甚至耻笑。这样被责难之人就以自然的某种事物给自己取姓，后来被后代沿用下来。如现在有些姓“杨”的藏族讲起他们的姓氏来历时说，一位先辈在晒太阳时一个汉族人问他姓什么，因为他不会讲汉语就指向了太阳，于是该人就认为此人姓“阳”，后来演变成了“杨”，后代也就以“杨”做了家族的姓氏。诸如此类的实例在天祝藏族中有不少。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其他民族的姓氏来源中也有，如以动物、植物、自然现象为姓的比比皆是。其实，就从这一点足以看出当时天祝藏族就有很强的自然崇拜意识，同时可以看出他们所取姓氏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七）崇拜某汉族伟人而取其姓　
     在天祝历史上，藏族人的生活不仅仅局限在草原和农田中，他们或经商、或狩猎，在生产生活中和其他民族发生着频繁的交往。居住在“英雄部落”的藏族人，尤其崇拜英雄、崇拜雄才大略的人，所以，在取姓的过程中借用某英雄姓氏的较多，如传说“杨”姓的由来是崇拜宋代有名的“杨家将”而取的，“李”姓的由来是崇拜唐朝皇帝“李世明”而取的等等。这种现象天祝藏区有，其他地方也有。2005年6月我们在甘南藏区考察时就发现，迭部县洛大乡就有很多姓“宝”和“李”的姓氏，据当地的一些老年人讲，说“宝”姓是崇拜“包青天”而取的姓，只是取字“宝”和“包”发生了译变而已，这在《甘南文史资料》中也有记载。这种取姓方式完全是借用汉族人的姓氏，是藏汉文化交流融会的结果。
     以上提到天祝藏族姓氏的七种来源，都呈现出一种规律性，并呈现出一定的特点，就是源源流长，内容丰富，出处具体，而并非以个人意志所加。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天祝藏族中仍然保留着部落的痕迹，从一些部落名称和姓氏中还可以看出浓厚的宗教色彩。就姓氏来源的根本而言，天祝藏族姓氏的取用受到了汉文化的强烈影响，是天祝汉藏民族历史交往、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

四、研究天祝藏族姓氏不可忽视的几个向题

（一）同姓的人并非是同民族　
     如前所述，天祝是一个人口众多且多民族聚集的地区，所以，同一个姓氏有可能存在于不同的几个民族当中。更难于辨析的是天祝藏族人普遍有两个名字，一个是汉名，一个是藏名，藏名是一个人刚出生不久由活佛或德高望重的人所取，汉名一般是在开始上学时所取，如果是藏族也许没有汉名，但必定有藏名。要区别某个人是藏族还是其他民族，其区别标准就要看这个人的祖先是属于哪个民族。
（二）同姓同民族的人并非同源　
     在天祝藏族中使用同一姓氏的人很多，但他们并非属于同一个家族。就原西大滩西沟“李”氏家族和火烧城“李”氏家族而言，他们都是藏族，但前者的姓氏是由统治阶级所赐，后者的姓氏是由部落名称转化而来，他们就不属于同一个家族，只是不同部落中的同姓的人，所以我们说他们不是同源。
（三）部分藏族人名前所冠字词并非姓氏　
     从目前的一些现象看，天祝县乃至其他藏区不少藏族人在名字前还冠以类似于“姓”的字词，如华锐"东智、措考"扎西、夏玛"多杰等等，这些都是为了区别同一地方同名字的人。在翻译这样的名字的过程中往往在名字和类似于“姓”的字之间要加上一个圆点，这已经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写法。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类似于姓氏的字词来源也很广，有的以村庄名所加，如秀恰"仁青；有的以职位所加，如措宏"周加；有的宗教人士以寺庙所加，如霍"朱千等等，这些都是本地方的人为了区别同名字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所加，它的适用范围也有很大程度的限定，只适用于限定的地域之内。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由于各地方都加强了联系，各地方文化都在进行着交流，这种在名字前加有类似于姓氏的现象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学术界为数不少。
     综上所述，天祝藏族的姓氏是该地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姓氏主要来自统治阶级赐姓、本地部落名转化为姓、本地部落名译变为姓、人名首字作姓、与汉族通婚取姓、崇拜自然物取姓以及崇拜某汉族伟人取姓等等。天祝藏族姓氏的来历不仅沿用了藏族人固有的姓氏，且借取了汉族人的姓，这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藏汉民族交往的见证，也是藏汉民族文化融汇的结果。本文就该地区藏族使用姓氏的现象做一肤浅的分析，由于相关资料欠缺，加之本人水平有限，无法进行深层的探讨，有待继续搜集资料进一步发掘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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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钱德云、靳万龙：天祝风情（内部资料），1999年。
3. 乔高才让、李成森、洲塔：华热藏族史略[M]，甘肃民族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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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洲塔：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M]，甘肃民族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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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华锐"东智：拉卜楞民俗文化[M]，青海民族出版社，2004年。
8. 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甘肃省民族研究所：甘肃少数民族[M]，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
9. 王贵：藏族人名研究[M]，民族出版社，1991年。